（原標題：規范直播帶貨、治理“大數據殺熟” 消費者權益保護如何細化？）

隨著在線預訂交通和住宿的旅客人數不斷增長，部分消費者也對OTA平臺背后的定價機制產生疑慮，“大數據殺熟”“精準收割”“精準營銷”等說法和相關投訴也引發熱議。在此背景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升級禁止“大數據殺熟”規定，要求經營者不得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同一商品服務在同等交易條件下設置不同價格或收費標準。

4月9日上午，國新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有關情況。

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一部配套行政法規，《條例》出臺意義重大。吹風會上，市場監管總局局長柳軍稱，《條例》起到了承上啟下、輻射帶動的作用，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發展歷程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吹風會上，針對直播帶貨、“大數據殺熟”、惡意維權、懲罰賠償等話題，多方予以解讀和回應。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多方規制直播帶貨

近幾年來，直播電商競爭激烈。根據商務部商務大數據監測，2023年1至10月，我國直播銷售額超2.2萬億元，同比增長58.9%，占網絡零售額18.1%，拉動網零增長7.5個百分點。

直播帶貨繁榮景象背后，由于“臺前幕后”主體多，“人貨場”鏈條長，“線上線下”管理難，消費者舉證難，導致直播帶貨領域虛假營銷、貨不對板、退貨困難等問題比較突出。市場監管總局的數據顯示，近五年，直播電商市場規模增長10.5倍，同時，投訴舉報的增幅高達47.1倍，明顯高于傳統電商，直播電商市場發展和規范還不平衡。

談及網絡直播營銷活動、直播平臺經營行為監管，市場監管總局執法稽查局局長況旭表示，《條例》對網絡消費所作五個方面的規定同樣適用于直播帶貨。在此基礎上，針對直播的特和突出問題，《條例》從強化信息披露、完善平臺管理、規范營銷行為三方面予以規范。

強化信息披露上，“直播帶貨須說清楚‘誰在帶貨’‘帶誰的貨’，這也是營銷的前提和底線。”況旭說道。

完善平臺管理方面，《條例》規定，直播營銷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明確消費爭議解決機制。

規范營銷行為方面，《條例》通過將規范文件《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中的相關內容上升為法定義務，明確了平臺、直播間和主播“人人有責”。

那么，《條例》如何與《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相銜接？“可以從監督處罰和日常監管兩個方面出發實現銜接。對直播營銷活動的監管著力點可能更多的在于加強日常巡查，并做好相應監督巡查的評估、處理與公布工作，以起到警示和震懾作用引導行業自律。”清律律師事務所席伙人熊定中表示。

準確適用懲罰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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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以王海購買兩假冒索尼耳機開始，職業打假逐漸為公眾所了解。隨著時間移，“形式打假”的惡意索賠出現了，有的夾帶、掉包、造假，有的以“碰瓷”瑕疵為業。一組市場監管總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市場監管系統接受投訴1740.3萬件，參與投訴的人均1.8件，而有人投訴超過3000件。

“實踐中，消費者惡意維權的認定需要綜考量消費者的行為動機、訴訟（投訴）的頻率和數量、是否符誠實信用原則以及是否存在濫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行為等因素來綜考量。”熊定中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目前來看，惡意索賠并不等于正常維權，而是希望借助懲罰賠償為自身牟利，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條例》等法律法規的立法本意相違背。

綜梳理來看，1993年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次引入懲罰賠償制度，2013年修改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一步延續和強化了該制度，賠償金額也由原來“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提高至三倍，并特別規定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計算。

對于惡意索賠等情況，《條例》也做了相關規定。《條例》次規定，投訴舉報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不得牟取不正當利益，侵害經營者法權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騙取賠償、敲詐勒索的要承擔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

針對懲罰賠償、行政處罰制度的適用，況旭表示，懲罰賠償、行政處罰制度要準確適用，避免“小錯大賠”“小過重罰”。

在熊定中看來，上述措施有利于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積的社會氛圍。“懲罰賠償、行政處罰制度的設立意義在于維護法律的公正和率、保護當事人法權益以及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如果處罰過重，可能會產生反果，使得行為人產生抵觸情緒，導致了公眾對行政執法公正的質疑，不利于法律的教育和引導功能。”

解決新領域新問題

《條例》從2016年8月公開征求意見，到今年7月1日正式實施，已歷時8年。

宏觀環境影響著《條例》的制定和出臺。“一方面，消費環境迅猛變化，直播帶貨、算法薦等新興業態興起，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臨新問題；另一方面，法律生態體系也在不斷完善，電子商務、網絡安全、個人信息等法律法規出臺，強化銜接亦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熊定中表示。

而《條例》制定過程也引發輻射帶動作用。正如柳軍介紹，《條例》的起草過程是一個普及消費理念、凝聚消保共識的過程，帶動了金融、電商、直播、物業、維修、快遞、網約車等不少領域消保立法的完善。

柳軍表示，《條例》堅持問題導向、系統觀念，重點在細化經營者義務、強化國家保護、完善爭議解決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規定，具有以人為本、統領各方、與時俱進、關口前移、社會共治五方面亮點。其中，《條例》對預付式消費、直播帶貨、“一老一小”、“霸王條款”、“刷單炒信”、“大數據殺熟”、自動續費、強制搭售等新領域新問題，作出了門的規定。

以受到廣泛關注的“大數據殺熟”“價格歧視”為例，《條例》九條規定，經營者不得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同一商品或者服務在同等交易條件下設置不同的價格或者收費標準。

“九條一是強調了‘確保消費者的知情權’，二是限定‘設置不同價格或收費標準’前提。當下更值得關注，或者服務方需要發力的是，如何使消費者相信在同等條件下，自己看到的服務和產品是適自己的，且對應的價格真實透明。”熊定中表示。